柬埔寨王国：扶南文明与吴哥文明的缔造者
柬埔寨王国（The Kingdom of Cambodia）是东南亚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曾经创造过光辉灿烂的扶南文明和吴哥文明，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留下了绚丽的篇章。扶南是柬埔寨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国家，存在年代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7世纪初。吴哥王朝是柬埔寨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从公元9世纪初沿袭至公元15世纪初。璀璨夺目的高棉文化犹如一颗明珠镶嵌在中南半岛广袤的大地上，永远闪耀着耀眼的光芒。柬埔寨强盛之时，有“富贵真腊”的美称，雄踞东南亚，操控海上贸易，建立和发展与中国历代王朝的官方朝贡贸易关系，频繁与印度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从印度引入婆罗门教和佛教，俨然是东南亚地区的一个泱泱大国。只是从公元13世纪末以降，柬埔寨不断受到暹罗、越南等强邻的入侵，致使大片国土沦丧，被迫多次迁都，国势由强转衰。近代，由于经受了法国和日本的殖民统治时间长达90余年，结果是国破家亡，民生凋敝，满目疮痍，哀鸿遍野。1953年获得国家和民族独立以后，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和平发展时期。但好景不长，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又陷入20多年的内战与动乱。直到1991年《巴黎和平协定》签订后，柬埔寨王国才真正走上了和平、独立、中立的发展道路。
柬埔寨的历史，是一部辉煌与屈辱相糅杂、成功与失败相交替的历史。柬埔寨人民既创造了傲世的惊人成就，也经历了惨不忍睹的悲痛。他们是值得我们同情和尊敬的。自古以来，中国和柬埔寨就有着频繁的友好交往，中国与扶南外交关系的建立，实际就是古代连接中国与海外交通的海上丝绸之路畅通的开始。海上丝路见证了扶南古代文明的发生和发展，传递和保存了扶南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宗教、贸易等方面的信息。如果没有海上丝路，就不会有中国古代的官员、商人、僧侣、学者、水手和移民来到东南亚地区，也就不会有中国历代留下来的根据这些人亲身见闻记录的历史文献。这些历史文献的珍贵之处，就在于它的唯一性、真实性和无可替代性。所以我们说，海上丝路传递和保存了包括扶南在内的东南亚各国的古代文明信息，是海上丝路的一大重要历史贡献，这个功绩在海上丝路的研究中，一直被忽略了。
早在公元1世纪，中国汉朝政府就派出使节，从广西合浦港出发，乘船经现在的越南、柬埔寨，渡暹罗湾，步行穿越克拉地峡，然后再乘船至印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汉使行程。汉朝的使节曾经路过扶南，这是不争的事实。遗憾的是，没有汉使曾经专门访问过扶南的确凿记录。
现有的确凿证据证明，扶南与中国的正式直接交往是在元和元年（公元84年），“中山王焉来朝。日南徼外蛮夷献生犀、白雉”（《后汉书》卷三）。
自汉朝以后，三国时期、东晋西晋、南北朝、隋朝、唐朝，直到扶南被真腊所灭，时间跨度达600—700年，扶南一直跟中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条海上丝路一直保持着畅通。三国时期，吴国交州刺史吕岱派官员朱应、康泰出访扶南。归国后，朱应作《扶南异物志》，康泰作《吴时外国传》。这是世界上最早关于扶南的两部专著，惜已失传，仅留片段记载于《太平御览》等类书中。有人从这些类书中将有关条目辑录出来，编辑成书，使亡佚的《扶南异物志》和《吴时外国传》得以部分复活，便于学者进行研究。
柬埔寨扶南时期的历史，柬埔寨自己都没有记载，全靠《扶南异物志》《吴时外国传》的残卷，以及《二十四史》中的《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北史》的记载，才得以勉强凑成断断续续的历史。
而柬埔寨的吴哥文明之所以能够保存至今，并为世人所重新认知，完全是因为元人周达观写的《真腊风土记》。公元1295年，元成宗铁穆尔遣使真腊，温州人周达观作为翻译随使团而行。次年至该国，居住一年许始还。周达观回国后，根据亲身见闻写了《真腊风土记》，成为世界上仅存的最早全面记录柬埔寨吴哥时期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社会、风俗等各方面情况的专著。
继周达观访问吴哥后一百多年，即公元1431年，暹罗人攻占了吴哥城，柬埔寨人被迫迁都，吴哥王朝从此走向衰亡。直到公元19世纪，沉睡于热带丛林中数百年的吴哥遗址才重新被唤醒，而《真腊风土记》则是打开吴哥秘境的钥匙。1858年法国博物学家和探险家亨利· 穆奥到湄公河流域考古探险。《真腊风土记》的西文译本，使他相信吴哥文明不是天方夜谭式的神话，他在暹粒向导的带领下，用砍刀劈开密林，终于发现吴哥寺高耸的塔尖。亨利· 穆奥是把吴哥遗址信息传递出去的第一个西方人。随着吴哥遗址被逐步清理修复，吴哥研究成了一门显学，吴哥文明之谜被一个个破解，而解谜的依据正是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中国历史文献的记载，柬埔寨的古代史才得以清晰、真实地存活下来。西方学者所著关于柬埔寨的历史著作，包括霍尔的《东南亚史》 （D. G. E. Hall: A History of Southest Asia）、 《剑桥东南亚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st Asia）和大卫· 森德的《柬埔寨史》 （David P. Chandler:A History of Cambodia）等史学名著，它们都是靠征引中文史料才得以完成的。由于西方汉学家对中文（特别是文言文）的熟悉和理解程度赶不上中国学者，在翻译和引用中文史料时难免发生一些错误，造成历史误会。因此，由中国学者来重新撰写和诠释柬埔寨古代史，无疑具有更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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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章节选自《柬埔寨通史》序言
作者：段立生
（内容有删减）
《柬埔寨通史》
段立生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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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通史》是东南亚历史研究权威段立生教授继《泰国通史》后的最新力作。涵盖从扶南、真腊、吴哥王朝到柬埔寨王国、高棉共和国、红色高棉执政时期，乃至当代柬埔寨等各个历史阶段。
柬埔寨的历史，是一段辉煌与屈辱杂糅、统一和分裂交替的历史，柬埔寨人民既创造了惊世骇俗的成就，也经历了颠沛流离的伤痛。今天的柬埔寨，曾经的疮痍渐渐愈合，犹如涅槃的凤凰，在浴火重生后熠熠生光。
作者简介：
段立生，1944年生，大理段氏后裔。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泰国语专业。1983年获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学硕士学位，并留中山大学任教。1984年应邀到泰国讲学，先后在朱拉隆功大学、清迈大学、法政大学、艺术大学、华侨崇圣大学执教十余年。1987—1992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当访问学者。2012年至今任云南大学泰国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主要中文著作有《东南亚宗教论集》《东南亚宗教嬗变对各国政治的影响》《泰国文化艺术史》《泰国通史》等，外文著作有《探索泰族的起源》（泰文）、《泰国的中式寺庙》（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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